2019年11月30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举行的“科举、学堂与教诲：近代中国教诲转型”事情坊在交大徐汇校区召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委党校、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等科研单元的十余位学者、师生参加了本次事情坊。介入者的学科背景跨越历史学、教诲学和社会学，但大家均以此教诲转型为焦点通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跨学科对话。
会议第一组两篇汇报分别对中国近代教诲的两所重要学校——震旦大学和南洋公学——的法科和商科的学科设置进行了研究。
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任轶副教授作了《道器合一：震旦大学法科教诲模式研究》的汇报。她发现震旦大学在法科教诲中延续了法国法学重视社会学的传统，开设对照法课程，注重培养门生的批判性说明和反思能力。这种学以致用的教学模式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够将表面与现实相结合的法律人才。
上海市委党校讲师沈伟在评断中认为，任轶此项研究运用很多珍贵法文档案，扩展了有关震旦大学前期教学的研究论域，并建议行使成绩单、毕业生论文来考查对照法教学的影响。在解放发问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潘星辉副教授对论文题目中的“道器合一”提出困惑。浙江大学教诲学院刘超研究员有望看到少许特地法律学校之间的互动碰撞个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蒋勤副教授则建议行使校友名录、律师公会名单等史料说明毕业生职业去向。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韩戍则对震旦大学教师提出看法，指出近代上海高校教师的职业化取向，教师根基都是公职人员兼职的疑问。任轶回应认为，所谓的“道器合一”其实是法国法的一个特性，即教学表面联系现实，教门生用法学头脑明白社会疑问，使得门生毕业后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她同时表示，由于除震旦大学档案以外其余史料的匮乏，导致某些研究方向在现实实施时存在一定难度。
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馆员欧七斤接着作了《南洋公学商科教诲述论（1896-1907）》汇报，具体报告了南洋公学商科教诲从酝酿、筹建到创办的全过程，展示了南洋公学从最初的法政教诲转变为商科教诲并最终转向工程教诲的一系列教学方向转变中的重要中间环节。
上海社科院的蒋宝麟副研究员在评断中认为这一研究填补了南洋公学建立之初学科系统创办方面的校史研究空白。但同时他也提出商院、高等学堂与大学之间依然是存在差异，不行简单将三者等同看待。韩戍则建议在沿革史以外，在文章中探究更多的历史性疑问。刘超针对这个片面也给少许出建议，例如南洋公学门生、师资等里面疑问的研究以及南洋派遣留门生等疑问。华东师范大学教诲系李林副教授则认为，可以将文字更多放在南洋公学里面的学科建置及学科转型方面。
会议第二组两篇论文则对清末和民国的教诲经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上海社科院蒋宝麟副研究员开始汇报《清末的省界、学额与省教诲经费——以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为中心的考查》一文，探究了清末三江师范学堂独特的“跨省界”团结办学模式中，江苏宁属、苏属以及江西、安徽四省（属）在学堂的学额分派与经费来源等方面的争议，由此说明江宁城在江南诸省中的省城职位以及清末江南跨省界的政治区划认同感。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章毅副教授在评断中认为当少许近代跨区域金融财务经费支撑缺失后，省域之间便会产生冲突。尤其是当大一统帝国灭亡之后，区域发展不服衡的状况渐渐显现。因此近代中国，构建处所对中央权力的认同感现实上是民国南京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在解放讨论环节，任轶对江苏负担大片面经费义务却不行享用响应学额权利产生疑问。李林建议可以将资源分派与区域认同疑问拓展到地理意义与籍贯经管上头的省界分别上头，并提示可以留意清末十年科举革废的环节过程，对于师范学堂及师范教诲的可能影响。蒋勤则有望能够将晚清教诲经费的来源以及是否有专款专用更多地体现在文章中。欧七斤最后发问决策经费与现实到位经费之间是否因为省际纷争而有所出入。
接着杭州师范大学讲师陈明华作了《抗战时期浙江省龙泉县的乡村学校建设与庙产提拔》的汇报。陈明华向我们报告了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处所政府为贯彻教诲普及决策而占用乡村公共资源、提拔寺庙财产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曾一度试图让各地在既有的宗教网络基础上，组建“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主导处所庙产的提拨。但该模式却碍于寺庙财产挂号信息不足和处所利益纠葛而难收速效。在此情况下，处所政府转而支持基层构造的抨击提拨，从而突破了法律对于寺庙财产的护卫。
李林在评断中充分赞赏此文的选题视角、档案解读及叙事逻辑，同时建议可以将当时龙泉处所宗教气力的里面结构、宗教版图继续细化说明，将文中龙泉县寺庙信息从光绪年间的数据更新为民国时期的数据，并留意1949年前后宗教统计数据意涵的可能差异。在解放评断环节，蒋勤建议可以将寺庙分布信息与学校分布信息用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展现在地图上，更直观说明二者的相关性。蒋宝麟则建议清末到民国粹校有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分，而庙产也有公私之分，因此私立学校能否提拔寺庙等公产、寺庙若是私产又能否被提拔等应该分别考查。
午餐后，在欧七斤先生带领下，与会学者观光了第八批天下重点文物护卫单元——上海交通大学早期建筑。在1919年建成的老藏书楼内，欧先生带领大家一起观光了校史博物馆。与会师生随后在老藏书楼门口合影留念。
与会学者合影，刘豪摄
下昼进行的会议第三组汇报则分别对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和门生进行了研究。
下昼第一位汇报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韩戍，题目为《失利的整合：国民政府教诲部对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韩戍汇报了从1927到1934年间，国民政府教诲部为改革北洋政府教诲滥设的疑问而对上海高校进行的院系整合。不过这场改革由于政学关系含糊不清，在现实执行上存在着“不普遍”、“不完全”、“不服等”、“不合规”等诸多疑问，而最终以失利收场。
评断人刘超认为这篇文章跳脱了通例研究以学校学科为角度，而站在经管者的角度研究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而且文章中还贯穿了政府不同派系的教诲理念，从中也能看出国民政府派系间治理理念的差异。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施扣柱研究员提出近代上海为了适应城市的应用性需求，现实上存在着大量未被政府合法立案的专业学校，故而立案与否是否会影响私立学校办学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疑问。任轶则结合自己所研究的震旦大学，提出在震旦档案中并未看到汇报中被撤的院系。
下昼第二场由浙江大学教诲学院刘超研究员作题为《人事制度与中国“终点型大学”之建立——近代清华教师评聘探研》的汇报。汇报存身于高校教师群体，站在社会教诲学角度考查了清华大学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间教师聘任制度的发展轨迹和演变特性，并由此探究了近代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终点型大学的过程以及学术共同体里面的人才流动疑问。
蒋勤在评断中指出汇报所涉及的人事评聘制度演变本身的逻辑应该加倍详细，而且建议考查终点型大学中低层级教师的流动。同时他提议对教师档案进行一个相似古代职官的量化研究，包含任职年限，来清华之前学校的说明，工资的相对和绝对水平等。施扣柱则认为应该加入少许加倍直观的数据进行说明，例如清华大学每一年教师流出与留下的比例等。蒋宝麟则建议可以行使教师聘书来考查发聘、续聘时限等疑问。
下昼第三场汇报人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诲学系李林副教授，题目为《学校市：民国时期一种门生自治的现实与省思》，考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引入的学校市制度在国内中小学的实施情况。这种制度固然在制度设计上有望培养门生的自治认识与政治介入能力，并获得了一定成效；但跟着时局的变异，在制度现实运作中却渐渐与设计理想偏离，乃至沦为“党治”的对象，成为一场经验与教训并存的舶来教诲改革实验。
评断人韩戍认为，汇报中对学校市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时期运作中的不同没有明显的辨别，建议在党治与学校市的冲突方面应该着墨更多；另外，北洋政府时期学校市对议会制度的模仿是对北洋政府议会制的正面模仿还是反面纠正，背后是否隐含某种政治相关性。欧七斤对门生市与近现代门生会构造之间的关联性表示好奇。蒋勤则有望文章能够更多体现门生市制度在之后的复原与变形以及门生市的普及程度。
本次事情坊的最后一组汇报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两名研究生牟晨和赵子元，两人均运用计量史学的技巧，分别对清代无锡生员的出路疑问，民国抗战后期福建省的教诲资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梁志平教授建议，可以行使无锡生员录数据与清代生员配额制度相关研究进行对话，另外“教诲资源”的界定尚需斟酌，大概可以用“人才分布”取代。其余与会先生也给出了少许具体建议。
在最后圆桌会议阶段，会议发起人任轶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出席表示感谢并作简略总结。与会专家学者也表示通过本次事情坊的交流学习，发现了之前研究者多关注教诲转型中的高等学府，而对民国中小学基层教诲关注不足；同时，国度在教诲转型中的角色，特别是在学校本身的院系结构、课程设置、经费筹措、教师引进与经管，门生国民教诲等方面都还存在颇多可进一步挖掘的议题。随后，大家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对教诲史研究中若何更好地行使公开档案、校藏档案进行匹配，借助量化数据库技巧补充质性说明为主的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均认为，跨学科的技巧和交流，对于推进教诲史研究迈向深入有很重要的作用，等候在未来再次构造相似会议，共同推进近代教诲史研究迈向深入。
